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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学者研讨世界经济新格局并对中国经贸

发布时间:2019-07-11 点击数:

  财神报!2019年6月21日至23日,第六届中国世界经济学科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学术论坛暨“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经贸共生共赢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财经大学召开。

  本届学术论坛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内蒙古财经大学商务学院承办,中蒙俄经济走廊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世界经济》、China & World Economy、《世界经济文汇》、《财经研究》、《南开经济研究》、《浙江学刊》、《世界经济情况》、《财经理论研究》等期刊编辑部协办。来自全国40多所高校及社科院研究机构、8家期刊,以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和媒体等70多位专家学者、资深编辑和媒体工作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与会专家围绕世界经济、技术创新、资本投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中国经济和国际经贸等专题进行了学术研讨,并为中国经贸共生共赢发展建言献策。部分发言专家的主要观点如下。

  本轮的逆全球化浪潮与收入分配紧密相关。尤其是,本轮全球化开始后,美国经济虽然有增长,但收入差距扩大,财富集中于富人。欧洲也有同样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逆全球化浪潮就不会停止,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就难以解决。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也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包括国家之间,还有每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

  潜在增长速度下滑,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其中,发达国家自2000年起,潜在增长速度就开始进入下降阶段;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造成全球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一是生产率增长放缓;二是人口结构问题,即老龄化加剧。从全球贸易来看,金融危机之前,贸易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差不多两倍;金融危机之后,贸易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低于了经济增长速度。造成全球贸易增长乏力,以及贸易增速低于全球经济增速的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又有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释金融危机期间的“贸易崩溃”,以及危机后贸易增速下降,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贸易增长速度低于增长速度这一“反常”现象。世界经济下滑,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了结构性冲击。中美贸易摩擦不只是中美之间的问题,可能会波及全球价值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针对当前国内使用最为广泛的国家间双边政治关系量化方法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行了改进,并基于改进后的量化方法,首次创建了中国与6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政治关系数据库。通过系统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国家间政治关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提出并证实,“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提升中国与各沿线国家间政治关系,推动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增长。同时,构建了2005—2017年间有关沿线国家的月度与年度跨国面板数据集,验证了国家间非极端性政治关系冲击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短期显著影响与长期累积效应双重作用属性。

  通过考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服务贸易政策效果,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了我国出口强度较大的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出口强度较小的企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显著抑制了非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国内市场化能放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正向效果,而缓冲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非出口企业的负面冲击。

  发达国家能为我国提供广大的外贸市场、高技术与高质量的产品、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以及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运营模式。我国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是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格局中的重要一环和补充,现阶段尚不能担当起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仅就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和发展来看更是如此。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缔造者、巨大受益者,应摒弃零和思维,走出“吃亏论”的执念,重构中美“共生共赢”关系。在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形势下,中国可通过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审慎扩大中国金融开放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由此来实现“中国制造”对接“全球生产”,形成中国进口带动全球贸易增长,进而反哺中国出口的良性循环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通过匹配UIBE-GVC数据库中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和世界银行WITS-TRAINS数据库的双边实际关税税率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国对华征收的进口关税税率上升,能够使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向上游攀升,同时对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没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外国的关税壁垒对于结合了价值链位置和参与度的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综合影响是正向的。

  2018年以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大进口的政策措施,并确立了主动扩大进口的战略。为了准确量化评估扩大进口战略的经济效应,通过构建一个大型数值一般均衡模型系统,模拟中国扩大进口的“利己”和“利他”效应。模拟结果表明,整体上,中国扩大进口既“利己”也“利他”,并且有利于世界经济。比较而言,扩大进口战略的“利他”效应大于“利己”效应,并且非关税壁垒下降对中国的“利己”效应优于关税下降。

  借助外部冲击实现产业调整进而增长的前提是,不存在或能够避免外部冲击恶化的内在风险。巴西、俄罗斯和土耳其均未摆脱外部冲击的厄运,唯独日本借助外部冲击实现了产业升级和国民收入倍增。原因在于,前者内部风险大,后者内部风险小;前者货币大幅度贬值,后者则大幅度升值。目前,中国经济内在两大风险,分别为高杠杆孕育的金融风险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应将防范金融风险放在首位,而防范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是,防止货币大幅度贬值。因为货币大幅贬值将导致投资者丧失信心和资本外逃,进而引发汇率崩盘和金融危机,危机将颠覆增长。

  进口贸易自由化影响劳动力市场就业。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最终品贸易自由化还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均促进非正规就业上升。贸易自由化程度越深入的地区,非正规就业的扩张越大,且这种效应引致地区总就业的增加,但贸易自由化对正规就业则不存在类似的区域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不同贸易部门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贸易自由化对不可贸易部门非正规就业的正向影响,大于其对可贸易部门非正规就业的正向影响。

  利用政策颁布时间节点和作用对象企业的不同,通过匹配企业主营产品类别与产业政策的文本内容,考察2001年至2010年间颁布的产业政策对上市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区分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产业政策从整体上支持实质性创新,进而有利于创新质量的提升。

  聚焦全球分散化生产的背景,分析中国对中间品进口反倾销对进口倾销产品作为生产投入品的企业的影响,将有助于全面评估中国对外反倾销这一贸易救济政策的有效性。中国对中间品进口反倾销的一个典型特征事实在于,涉案产品大多数都是中间品。对外反倾销会深刻影响企业内进口中间品的调整,主要表现为,企业对涉案产品的世界进口总额占企业中间品进口总额的份额显著减少,且这种内部调整主要发生在涉案产品进口占比较高企业、非国有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中。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不会转移贸易市场,而会使用相似产品进行进口替代,调整自身的出口产品进行转换。

  杜莉(复旦大学):中美货物劳务税负差异对“中国制造”消费品价格内外倒挂的影响

  研究发现,“中国制造”的服装、箱包和电子产品,都有在美国市场销售时货物劳务税负更低的情况,这不仅与中国的增值税等货物劳务税负较高有关,也与出口退税超出国内实际税负有关,同时税负差异确实显著加剧了“中国制造”消费品价格的内外倒挂。研究税收对贸易的影响时,应将国内税收与进出口环节的出口退税以及关税结合起来,同时在当前中美贸易关系波动的背景下,美国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可能使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在美国市场的税负远远超出中国市场。出口退税是抵消这一影响的重要政策工具。

  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是,以“美国优先”为前提,以“不公平贸易”为假设,以“美国优势”为支撑,逐步表现出整体系统性遏制与局部精准性遏制结合、长期战略遏制与短期战术遏制并行、以国内法取代国际法为法理基础和支持、在竞争性前提下寻求有限合作机会等典型性特征。对此,中方可努力扩大双方经贸之间的互补性领域,扩大中美利益交集,来减少冲突;通过扩大内需、充分发挥大国内部市场优势,来应对“美国优势”;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制造,来应对“不公平贸易”;通过推进新经济全球化、联合其他力量维护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建“一带一路”,来应对“美国优先”。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对中国企业加成率产生的作用呈现“J曲线效应”。即在短期内降低企业加成率,但超过一定阈值之后会促进企业加成率的提升。机制检验的结果,证实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出口规模效应”、“中间品进口效应”和“产品质量效应”促进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在基础模型上,引入企业专利申请,作为自主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研究其在TPU-加成率效应中的作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显示,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异质性检验进一步揭示了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对外资企业、出口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东部和沿海地区企业更为显著。

  孙楚仁(西南财经大学):外交伙伴关系、产品政治属性与中国大宗商品进口稳定性

  中国大宗商品进口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密切相关,但其进口波动却比一般商品要大得多。如何通过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稳定大宗商品特别是战略性大宗商品的进口,对于中国经济平稳发展至关重要。基于1996-2015年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利用生存分析法,考察外交伙伴关系对中国大宗商品进口稳定性的影响。发现,外交伙伴关系层级的上升,能有效延长商品进口的持续时间,且对战略性大宗商品进口持续时间延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非战略性大宗商品;再次是非大宗商品。同时,中国的外交伙伴关系对大宗商品进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呈现出与中国一直施行的外交总体战略布局相一致的地缘政治特征。这意味着,为保证大宗商品进口稳定性,我国需进一步积极推进中国外交伙伴关系战略,降低我国大宗商品特别是战略性大宗商品进口的风险。

  结合2000-2013年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库等,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双重差分法,通过考察企业上市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上市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出持续性,且随时间呈现出递增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上市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兼并收购的技术效应以及长期机构投资者高比例持股,解释了上市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

  由中国发起和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举世瞩目,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该倡议是否具备可持续性?沿线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是否为此发生变化?尤其是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的国家,其能源利用水平较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在逐步缩小还是被进一步拉大?对此,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多重β收敛性检验方法进行解析。研究结论表明:沿线低能效国家的全要素能效追赶效应明显,尤其是当全要素能效的增长率较高时;同时,高收入国家全要素能效的收敛速度更快;但创新能力不足和研发转化薄弱将抑制收敛,尤其是针对于低收入国家。因此,中国应通过开展重点合作,促进沿线国家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型,加强绿色投资和贸易,以有效提高能源效率,从而实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谭小芬、左振颖(中央财经大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出的影响

  一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导致该国跨境银行总资本流出减少,但该国跨境银行的对外债权份额增加,并且跨境债权份额增加的对象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国家制度质量、金融发展水平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境银行总资本流出的负向影响。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资本流出国需要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同时完善经济环境和制度质量,避免资本大量流出给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冲击。降低资本流动异常波动的好处,会被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共享。资本流出国的政策调控主要基于本国的经济政策目标,但是对其他国家未必是最优的,甚至可能还会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各国应该加强国际政策协调,降低资本流动异常波动的国际传导效应。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加剧了劳动要素收入比重的下降;发达国家制造业GVC收入在不同要素间的分配比重趋于稳定,而发展中国家的分配比例呈现较大幅度波动。要素禀赋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均对一国制造业GVC收入具有正向带动作用。

  目前中国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下降趋势需引起重视。对此,利率市场化政策起到了什么作用?作为利率市场化改革重要配套的存款保险政策的实施,是加剧还是缓解了这种趋势?研究发现: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其对特许权价值的影响越来越大;存款保险政策的实施对特许权价值的影响是正向的,且有力缓解了除国有四大银行(工、农、中、建)之外的其他银行特许权价值下降的态势,综合来看,银行特许权价值仍然处于下降趋势。